再以「照顧老人」的社會服務為例，德國提供的老人機構照顧與老人居家服務都比瑞典少──德國提供3%的老人機構照顧，瑞典則有5%，兩者在跨國比較中都算中等程度；德國只有3%的老人居家服務，算是低度，但瑞典有13%，算是高度。這樣的制度設計，使得德國家庭主婦還得兼負照顧老人的責任。(立報,2006.06.26)
像這次相遇的在德台灣女性朋友中，有人家中有先生的爸媽、先生的外公外婆及姨婆等五位老人呢！雖說有時這些老人也可以協助照顧孫兒，就像台灣很多阿公阿媽在做的事一樣，但當老人生活機能越需要別人照顧時，就成為家庭主婦的責任了！但在瑞典則是許多老人都不願與兒女同住，希望能自己在家，有社工人員的居家服務和兒女偶爾探望或電話問候就好。
由此看來，「親職假」、「托育提供」及「老人照顧」的設計，在在影響女性在無償家務工作與有酬職場工作的選擇。在《性別與社會福利國家》（Gender and the Welfare State）一書的跨國比較中就指出，德國女性因為個人或家庭責任而沒有積極從事有酬工作的有19%的比例，相較之下瑞典只有5%。因此，「選擇」成為家庭主婦或是「選擇」進入職場，應該都不只是個人的「選擇」，而和福利制度息息相關。
哪種制度有利於女人？
然而，哪種制度對於女性比較有利呢？如同前面提到的兩難問題，有一派會認為，如果我們提升女性照顧工作的價值，讓她即使是家庭主婦，也會被社會認可，不會說她「成天在家沒事做」，同時得到相當的保障。這對於女人而言，不是也是一種「雖然和男人做不同的事，卻一樣平等」嗎？另一派認為女人應進入職場的人認為，參與勞動市場有幾個優點，例如，職場工作是當今社會物質資源分配的基礎，如果女人沒有參與職場工作，就難以得到公平的物質資源（不是有個聯合國的統計指出，「世界上有75%的工作時間是女人在做事，卻只拿到10%的薪水，只擁有1%的財產」嗎？）
而且，工作也關係著個人自我價值與認同（如成就感、自我價值的肯定），並且可以提升女人在家裡協商的位置（例如吵架時比較不會「拿人手短」，要離家出走時不怕沒有經濟基礎，或是要伴侶分擔家務時不會站不住腳）。
根據前述＜不平等的面貌＞的文章，單親媽媽在德國有24%的比例陷入貧窮，但瑞典只有4.6%。也就是說，德國女人之所以能安然在家當家庭主婦，經濟上依靠的是男人；當她失去了先生的依靠時，就很容易陷入貧窮之中，因為社會福利無法支持她在有小孩的情況之下穩定工作，而她因為眷屬身份而來的福利也都消失。這對於女人而言，並不是真的獨立與平等。
但是，支持女人進入職場，也仍舊面對著性別不平等的問題。例如，當女人開始進入職場後，男人並沒有相對地也在家中分擔家務及照顧工作。即便瑞典的福利政策鼓勵男人請領親職假，但還是瑞典女人從事較多育兒工作，蠟燭兩頭燒。而且，當瑞典把托育與照顧工作「社會化」，讓它成為一種社會責任及有酬工作時，卻發現從事公部門的托育及照顧工作的還是以女性為主，而且薪水很低──根據瑞典統計處2004年的調查，照顧工作在所統計的行業中是最低薪的，只有17,300克朗，比瑞典平均一個月2萬1千的薪資還要低！而且，由於照顧工作面對的對象是人，勞力且勞心。
我有一個從事照顧老人工作的攝影師朋友說，因為攝影工作不穩定，讓她必須兼職從事照顧老人的工作。在她照顧老人時，不只是身體的勞動，她還得照顧老人甚至是同事的情緒。所以每次當她要開始照顧老人工作時，她總形容自己「像個奴隸般工作著」，而這樣工作的特殊性，很難成為長時間從事的專職工作。也因此，瑞典許多女人從事著兼職工作，一方面是照顧工作的特殊性；另方面則是她得兼職才能兼顧家庭。因此，即便女性進入職場讓她相對來說有較高的經濟獨立能力，卻仍然無法讓她完全「平等」。
扭轉社會對家務評價
之前台灣也有婦女團體提出「家務有給制」的想法，想要扭轉社會對於家務的評價，讓家務勞動也被認可為是一種勞動。然而，這個制度一方面有執行上的困難（例如，誰給這個家庭主婦錢？如果是先生必須從薪水部分給，意義不大；如果是從稅收來給，一方面要考慮怎麼收這個稅，一方面則要考慮它是否像其它職場工作一樣，也讓家庭主婦因此獨立享有各種福利保障），另方面也可能更讓女性固定在家庭的場域裡面。然而，如果要走向瑞典的制度，一方面是我們是否願意加稅及誠實納稅？在既有的政治文化下，我們能否相信政府真的會把稅收放在社會服務部門的擴充，而不會放入自己的荷包﹖另方面是我們如何面對像瑞典現今面對的問題﹖
看來，這個兩難問題，仍然難有簡單的答案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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